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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为文史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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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梦想 发表于 2020-9-12 11:20:18 |阅读模式
曾经的梦想
2020-9-12 11:20:18 340 0 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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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图采用了典型的倪瓒笔墨技法,笔墨苍逸,极好地表达出萧散简远的意境,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晚年身历劫乱后的苍凉心绪。董氏之作非简单地仿古,数株盘屈虬结的古木就充分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艺术创造,它们攲侧的走势以及相互之间纠结牵引的姿态,都使冷寂空阔的景色趋于活跃,表现了董其昌多方面的笔墨技巧。
  ■范景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是从我的家乡这个角度跟董其昌结缘的。董其昌是松江人,我是在天津长大的,天津有一个大收藏家叫安岐,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对安岐感兴趣。我在读安岐编著的《墨缘汇观》的时候,就感觉到后面有一个强大的巨人的身影,实际上这个人就是董其昌。安岐的《墨缘汇观》是中国著录书里面最特殊的一部,因为这部书就是按照董其昌的“南北宗”的观念来进行著录的,所以说这是非常特殊的。我就在想,安岐是一个收藏家,他按照董其昌的想法来著录他的藏品,无形中就从收藏家变成了美术史家,我觉得这是中国著录书里面最有趣、最有意思的事。可以说,安岐的藏品一方面反映了董其昌的南北宗的观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乾隆的收藏观念。我们知道,乾隆在编《石渠宝笈》的时候有一个初编,完成以后立刻有一个续编,那是因为他把安岐的藏品都收入宫里面以后,他才赶紧又加进去,因为这些东西太重要了。乾隆在刻《三希堂法帖》的时候,里边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东西都是安岐的。可是安岐的收藏观念从何而来?其实是从董其昌那儿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就因为这个缘分,让我经常想起董其昌。
  董其昌不但在他在世的年代,对江南一带的绘画、书法和收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他身后,对于清代的文化发生的影响比他在世的时候还要深远,还要广大。可以说,董其昌的书法对于清代馆阁体的出现影响巨大,正是他和赵孟頫合力把馆阁体建立起来了。这当然还要通过后人的努力,可是他们后面的身影就是赵孟頫和董其昌。
  关于董其昌对收藏的影响,我们知道,清代有几个著名的大收藏家,除了安岐(安岐可以说是乾隆之前的最后一个大收藏家),在他之前还有一位高士奇,他也是满脑子的董其昌观念。高士奇跟董其昌的渊源非常深,他专门有一个目录用来记录董其昌的作品。
  董其昌对于绘画的影响更大,比如“四王”,可以说是直接传承自董其昌。“四王”对于宋代的书画,特别是宋代的绘画,他们的风格也好,技法也好,意境也好,做了一个分析性的传承,我们想要了解宋代人的绘画成就,就可以通过“四王”。“四王”是从哪儿来的?是受了董其昌的影响。
  “烟云供养”是了不起的观念
  我们学术研究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就是中国思想史,或者说中国观念史,我觉得写中国思想史、写中国观念史的人,他们几乎都把董其昌给遗漏了。因为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的观念,“画禅”的观念,他的“烟云供养”的观念,对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思想,包括他们之后进行的一些创造性活动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这是观念史学者、思想史学者应该关心的,因为这不是一点点影响,而是相当巨大的影响,可惜,他们遗漏了。所以,如果美术史做得好的话,一定会对人文学科,对中国的哲学研究、文学研究、思想史研究提供很好的一个领域和新的视角。
  我也经常说,中国美术史有三位了不起的人,一位是张彦远,他在八世纪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观念,那就是“不为无益之事,焉能遣有涯之生”。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不干些不带功利,而只是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带来愉悦的事情,那我们这一辈子该怎么过呢?他在什么情况下说了这句话呢?他天天赏析绘画作品,他的家里人,甚至连他的仆人都在嘲笑他,天天干这事有什么用呢?然后他有了这样的回答,这种回答可以说是惊天泣地,因为在世界文化史上没有这么一个超功利观念的回答。这也对我们现在读书、做研究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生活在一个功利的世界,可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为一个普通读书人也好,我们知道“功利”太现实了,会把我们绑束住,当我们想让思想、观念飞跃起来的时候,就要做一些超功利的事。
  米芾是第二位提出了不起观念的人,他认为唐代的“五王”没什么了不起的,薛稷才是了不起的。(“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薛稷是书法家,也是画家。米芾认为“五王”轰轰烈烈的事业几年可能就被人忘记了,而薛稷的书画流传后世,绢破了有人修补,书法见不到了还有人给他刻石,他才是流芳千秋的。米芾提出的这个观念,让我想起康有为。康有为说,意大利人能够把拉斐尔的坟墓跟教皇的坟墓放在一起,这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他说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于是就写诗来表达他的感慨,因为他没有想到一个画家居然会有这么高的地位。实际上,不光是米芾有言在先,而且就在拉斐尔生活的年代,中国正是董其昌的年代,董其昌提出“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他提出了“烟云供养”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生活除了我们现实的这面之外,我们还要靠烟云供养,就是要靠书画来供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观念。在这时候,董其昌能提出来,这是因为书画在中国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能够影响到后来的康熙,能够影响到乾隆。乾隆在董其昌的《婉娈草堂图》上题跋了20多次,这不是一件小事情。那时拉斐尔他们虽然已经很受教皇的重视了,可是整体上西方艺术家还在艰难地为他们的艺术地位奋斗。所以从这点来讲,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也可以给世界的文明,给世界的思想史、观念史提供一面非常好的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来观察全球历史的发展,以及整个文明发展的脉络。
  怎样看待真品和赝品
  所谓真品跟赝品的问题,也是美术史里边最纠缠人的问题,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在这方面可以说,西方人借助现代的科学手段,对西方大师的作品都有严格的研究分析和鉴定。中国的学术界在这方面要差一些,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书画的真假问题可能要比西方绘画麻烦得多。我经常跟朋友聊天时说,中国美术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跟假画纠缠在一起,研究假画的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研究了几个小的收藏家,比如说平湖的陆烜,他有一个藏书画的地方叫春雨楼,春雨楼有一部《春雨楼书画目》,从魏晋时期到明代间的大家在书画录里几乎都出现了。但这与明末时张泰阶《宝绘录》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宝绘录》中书画大家都出现了,但是张泰阶那是造假。造假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可以分析他可能是有商业的动机,也可能有炫耀的动机,种种原因比较复杂。但是春雨楼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就是自娱自乐。所以,我想说应该写篇文章叫《赝品的魅力》,因为中国的收藏家太多了,很多收藏家恐怕就是靠这些赝品来每天自娱自乐的。如果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把这些赝品都排除出去,我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景象。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作品《兰亭序》,如果你觉得我们看到的反正不是真迹,就可以轻视它。那怎么办,研究从何入手?中国早期的书画基本上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大家都公认的珍品,尤其是早期的作品没有多少件,屈指可数。所以说,跟赝品打交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董其昌也有这种情况,他的赝品可能比真品还多。这些赝品一方面是满足了很多收藏家——很多希望用书画来烟云供养的人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给后人研究美术史造成麻烦。
  中国的书画,鉴定起来真是不容易。尽管徐邦达先生有这么丰富的经历,这么大量的阅目的经验,是不是百分之百都准确,也不是。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可以提出来了,这方法论就是:对于真和假,我们怎么样看待。在某一个时期认为真的,可能在另外一个时期被推翻了,也可能又过了一段时期又被肯定了。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对于书画的研究不是理工科一样做数学公式的推导性质的研究,任何权威也好,业余爱好者也好,我们提出的看法实际上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提出的都是见解,都是一种解释,不是一种定论。在我们现实的变化的世界当中,不论你有多么高的权威,你谈的也只是你个人的见解。你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总之,在文史哲领域全是见解,不可能是真理。古希腊人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见解:即使真理被你抓住了,你可能也不知道。这就告诉我们,文科的研究要谦虚。
                                                                                                            [                             责编:庞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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