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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被西方攻击的奥地利“中国通”:建议德国学习中国防疫举措,这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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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梦想 发表于 2021-3-4 08:44:40 |阅读模式
曾经的梦想
2021-3-4 08:44:40 419 0 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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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记者 夏雪】“没有专业背景的奥地利‘中国迷’如何成为德国防疫顾问?”这是德国《焦点》周刊、《世界报》等媒体近日热炒的一个话题——来自奥地利的“中国通”奥多·考波(此前曾译为奥托·科尔布)和一位德国学者去年3月在撰写题为《向武汉学习——没有遏制疫情的替代方案》的文章,呼吁欧洲学习中国采取严格措施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后,又被聘为德国内政部新冠疫情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参与撰写有关“如何控制新冠疫情”的战略文件。想不到的是,时隔一年,德国的个别媒体又开始对考波展开“围攻”,称其“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流行病领域专家”,还有的说“在德国抗疫举措中,怎么有如此多的中国元素”,并借机攻击中国。现年52岁的考波出生于德国卡尔斯鲁厄,曾担任过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员、在中国西北工业大学做过讲师,现在在瑞士洛桑大学工作。3月2日,考波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的贡献被忽略了”,那些攻击他的人只是在掩饰西方学术界对疫情判断的失误,在帮助右翼极端分子发声。

photoshop德国《焦点》杂志网站2月23日相关报道截图,文章以“他称赞毛泽东:没有专业背景的‘中国迷’如何成为德国防疫顾问”为题,抨击奥地利学者奥多·考波。
“德国政府接受了我们的观点”
环球时报:能否介绍一下,您去年3月和德国政治学家马克西米利安·梅耶尔撰写《向武汉学习——没有遏制疫情的替代方案》一文的过程?
考波:从疫情暴发之初,我就一直关注遏制疫情话题,我们写文章时用的主要数据信息资料都来自中国。文章刊发后,很快引起德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们最早深入分析了中国抗疫成果并提出应向中国学习抗疫举措,而当时德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还在谈论群体免疫,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全国封城抗疫,在绝大多数人感染并康复后社会就能度过危机”。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

photoshop奥多·考波
环球时报:德国内政部为什么邀请您撰写有关“如何控制新冠疫情”的战略文件?现在回头再看,该文件对德国抗疫是否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考波:去年3月4日,我们的文章被德国内政部和奥地利总理府分发传阅。那时意大利的贝尔加莫暴发群体性感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群体免疫并不可行,因此,德国内政部紧急成立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希望澄清一些专业问题——说白了,其实是我们和其他政府部门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之间的对抗。除我和马克西米利安·梅耶尔外,还有一些该领域的专家也成为委员会成员。我们当时只有4天的时间来完成第一份文件,其中最重要、最困难的部分不是观点,而是分析数据信息、做模型、预测走势。我们花了3天时间收集资料、计算和沟通,最后一天撰写,最终在3月22日完成防疫政策文件。尽管时间短任务重,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可以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最难的部分是让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认识自己的错误观点,并在短时间内改变观点,继而执行我们推荐的政策。
在我们3月22日撰写的文件中,准确预测到群体免疫策略一方面将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将使医疗系统面临瘫痪,后者将使感染后的死亡率迅速上升,给整个社会带来致命后果。因此,我们在文件中建议应该像中国和韩国政府那样,通过大规模的检测和隔离来遏制病毒的传播。但彼时,德国的一些专家仍在传播人们必须接受社会中将有60%-70%的人口感染的群体免疫理论,甚至直到3月底德国政府讨论的抗疫战略方针仍围绕着群体免疫理论。
从去年4月中旬开始,德国政府才开始接受我们的观点,但当时有一个问题是政府将每十万人口感染率的可接受目标定得过高,于是夏季感染人数缓慢上升并没有引起重视,以至于秋季的二次暴发无法被遏制。其实,早在4月8日,我已经成功预测到德国9月的疫情状况,不仅如此,根据来自中国的数据,我们还最早向欧洲警告——一些新冠患者将面临长期身体功能损害。直到两三个月后,很多医生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我们的报告当时在德国和其他国际媒体上也收到不少积极反馈,比如“明镜在线”、《南德意志报》、《时代》等。
去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获得很多支持,许多人意识到群体免疫不靠谱。然而,还有不少德国人坚持认为那些说群体免疫的专家是正确的,只是政治家的防疫决策失误。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贡献被忽略了。细心的读者只要愿意去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翻翻他们的言论,就能略知一二。
“想要抹黑你,同一家德国媒体也能翻脸”
环球时报:您所在的专家委员会撰写的防疫文件引发争议,一些德国媒体认为您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流行病领域专家,还对您此前关注和谈及中国的一些内容有所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考波:早在我从事语言学研究之前,就已通过数学专业的学习,并打下坚实的数据分析能力。我曾在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神经语言学研究项目工作,如通过对话分析诊断阿尔茨海默症,当时我还为该项目重新研发了新的统计方法,以便分析数据、完成研究。随后,我还在瑞士洛桑的联邦理工学院完成语言和语音工程研究生的课程,那时我的专攻方向也是定量分析和数据统计分析。自2008年以来,我一直在社会经济学和卫生政策领域的研究中使用这些技能和方法。在博士论文中,我还专门进行流行病的研究,特别是非洲的流行病。
那些在媒体中对我妄加评论的人仅仅是在网上看了关于我的介绍,并没有认真研读过我的学术文章,更没有和我确认过相关信息。有些西方媒体就是这样,当他们试图抹黑某个人的时候,总能找出一些理由,即使曾从正面报道过我们撰写防疫文件的一家德国媒体也是如此。此外,我认为媒体这样做一方面是为掩饰之前西方学术界在对疫情判断方面的失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前西方右翼极端主义运动和意识形态的蔓延,以至于有些右翼分子想要大举限制国家的作用。自去年夏天以来,我一直是这些人的攻击对象,更可怕的是他们现在正获得西方主流媒体的支持,这应该让人警惕。不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等少数西方政客鼓吹右翼极端主义思想,西方学术界和主流媒体也在宣扬极端意识形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不仅对西方国家,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我认为,在这方面中国媒体可以警醒一些西方国家,并在传播事实上发挥积极作用。
环球时报:结合疫情来说,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正在全球范围内做出贡献。对有关疫苗的话题,您怎么看?
考波:是的。但现阶段,大多数欧盟国家还不太可能进口中国疫苗,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技术层面,而是来自意识形态方面。这种惯性思维也将影响欧盟自身,例如近日欧盟峰会通过“疫苗护照”计划,但实际上欧洲有很多右翼人士反对接种疫苗,并拒绝接受“因为不打疫苗而无法享受相关权利的事实”,这些人即便不打疫苗也会我行我素。所以即便欧盟“疫苗护照”出台,效果也是有限的。
“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社会”
环球时报:您刚才提到媒体,材料显示,自2006年以来,您一直在洛桑大学考试中心工作,同时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另外,您曾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能谈谈在中国的经历吗?
考波:我与中国结缘是因为前妻是中国人。我在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担任讲师,还花过几个月的时间在中国旅行,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收集数据,同时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所以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社会。
(另据《环球时报》记者查询,与奥多·考波合作的德国学者马克西米利安·梅耶尔也在中国工作过5年,其中包括在上海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宁波诺丁汉大学等高校的任职经历,其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外交、能源及环保政策。梅耶尔去年曾表示,当西方国家还在寄希望于群体免疫时,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已采取一系列严格手段控制住疫情,这也注定将改写今后人类对抗全球性传染病的历史。他还警告说,“德国的防疫举措已经落后数周”。遗憾的是,当时的欧洲社会对这样的呼声不以为然,但现在,很多人意识到考波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有德国网民在相关文章后面留言称,“终于有人说出了欧洲人对于亚洲的无知”“中国防疫已取得成效,但我们却没有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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